【读书笔记】《恶意》东野圭吾

essay, 孙沁璇, September 21, 2019

【读书笔记】《恶意》东野圭吾

《恶意》主要讲述一个杀人案件的解决过程,被杀者是知名作家日高邦彦。书中是以交替呈现两个人对同一事件的记录来推进情节的,这两个人分别是:杀人案凶手野野口修,以及案件主要负责人加贺恭一郎。

随着二人相继给出的陈述,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这个过程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就是推理小说的常见套路,在行文的过程中不断给出铺垫和线索,到最后所有线索一齐收束,汇聚到真相本身。而《恶意》真正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并不是事件和真相本身,而是在这个过程中,日高邦彦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和反转。

全书共有九章,其中有三章是以野野口修为第一人称的手记,其余六章为警官加贺恭一郎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的记录。

下面我来简单梳理一下事情的经过。

第一章(事件之章·野野口修的手记)以野野口的视角记述了日高邦彦死亡事件发生前后的过程。

第二章(疑惑之章·加贺恭一郎的记录)简单记录加贺调查过程以及野野口的手记中的一些疑点。

第三章(解决之章·野野口修的手记)以野野口的视角记述了加贺发现野野口是凶手的过程以及野野口的认罪,但对于犯罪动机此时尚未明示。注意,到此处读者都已知晓野野口即杀人凶手,这也就相当于默认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那就是:第一章野野口修的手记中记述与事实不符。

第四章(探究之章·加贺恭一郎的独白)写加贺对野野口杀害日高的犯罪动机的探究。诸多证据都指向一个最有可能的动机:野野口是日高的影子作家(即代笔),并且与日高已过世的前任妻子初美有着暧昧的关系。而就在证据看似无比充足的情况下,野野口本人却一直都矢口否认,直到加贺最终找到了看似决定性的证据(一个记录了野野口曾和初美联手欲杀害日高却未遂的录像带以及一把沾有野野口指纹的刀子)。

第五章(告白之章·野野口修的手记)野野口供认犯罪动机的自白书。正如加贺所猜测的,日高答应野野口要把他的小说推荐给编辑部,却暗中修改并为己所用。野野口和初美的恋情以及刺杀计划败露,证据掌握在日高手里,日高借此要挟,野野口无奈答应成为日高的代笔。而后来初美因车祸去世,野野口称其“绝对不是意外”。

至此,案件似乎已告破。可是接下来,加贺警官却没有停止调查。在后面连续三个“过去之章”中,加贺又相继走访了若干与案件直接相关的人,以及很多和案件并没有直接联系,而是与学生时代的野野口和日高相识的人。在这几章的记述中,真正的真相也逐渐浮出水面。真实情况是,以上所有的犯罪动机都是假的。没错,从一开始,野野口在隐瞒的就不是犯罪本身,而是犯罪动机。所以之前加贺发现的所有指向这一动机的证据,都是野野口事先精心策划的。而真正的犯罪动机,就是这本书的题目:恶意。

其实,对于经常看侦探小说的人来说,随着作者的行文逐渐猜出这个真相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各种伏笔和暗示都铺垫得刚刚好。说实话我在读这类小说的时候并不会刻意代入侦探的视角去解谜,但即使这样,在第七章(过去之章·二)快结束的时候,我也大概猜到了是怎么回事,只是莫名地有种浓浓的违和感,我不知道其他人在第一次看这书的时候是否也会有。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好像理智告诉我事情明摆着就是这个样子,而直觉却告诉我好像还有哪里不太对。

而在最终的真相之章中,加贺的一番话完美解决了我的困惑。这里我引一下原文。

但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我还花了一点时间。怎么说呢?这和我先入为主认定的日高实在相差太多。事实上,在调查日高少年时代的过程中,这个观念一直牵绊着我。
……
我记得在评论作品的时候,经常会用到“性格描写”这个词。当作者想让读者了解某个人物的时候,直接说明陈述的效果,远不如配上适当的动作和台词,让读者自己去建构人物的形象。
……
你在虚构那篇手记时就已经想到,必须从一开始就让日高的残酷形象植根于读者——也就是警方心里,而你设想好的情节就是毒猫事件。
……
说来惭愧,我完全被你的把戏误导了。我逮捕了你,明明知道你最先写的手记不可信,却没料到连杀猫的那段也是假的,一直没有把自己对日高的印象矫正过来。
东野圭吾《恶意》

这一段描述真是完美解决了我之前提到的,那说不清的违和感的来源。文中提到的“毒猫事件”,是野野口在第一份手记中提到的一个看似和案件毫不相关的小插曲,就是由于邻居家的猫经常来捣乱,日高就毫不犹豫地给那只猫下了毒。而就像之前提到的一样,在第三章还未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知道,这一份手记,是假的。其实不仅仅是毒猫事件,包括野野口的全部三份手记,在第三章我们就知道第一份手记是假的,在第五章我们知道第二份手记是假的,在过去之章还没讲完的时候,我相信多数人都应该能猜到第三份也是假的。

可是,就在基于这个认知的基础上,这三份假的手记中所塑造的日高的人物形象却已深深扎根在我心里,甚至,在我已经猜到结局的情况下,仍然会因这一伪造的人物形象的影响,而对明显的事实产生了怀疑和动摇。

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怎么说呢……简直太可怕了……

在最后的真相之章中,加贺明确说出了他通过调查了解到的事实。其实日高邦彦是一个各种意义上的好人,在学生时代他待人温柔,阳光开朗,在野野口因为一些原因不愿去学校的时候,他多加照顾并主动来接野野口上学。在面对校园霸凌时,他公然反抗,甚至在遭到严重欺凌的时候也毫不妥协。“那小子确实很有骨气,我到现在才能这么讲”,这是曾参与欺凌的一个同学多年后评价日高的一句话。

反观野野口,他从未将日高视为朋友,受到日高的照顾反而更添自卑,甚至私下里四处讲日高坏话。面对霸凌他也很快就妥协了,并成为了霸凌者一边的人,甚至在很多欺凌中都提供了协助,同样也向霸凌者讲日高的坏话,导致他们对日高的欺凌变本加厉。

看到这里我才意识到,这本小说到最后展现给读者的惊人反转,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事件的真相,而是人物形象。换句话说,在真相被揭示之前,我们都是站在野野口的立场上来看待日高,虽然明知野野口的记录是假的,他对日高的恶意也已经或多或少地传达给了读者。而本书的另一个叙事视角,即加贺警官的记录,对于矫正这一先入为主的偏见却起不了什么作用,原因有两方面,其一是他本人同样不认识日高,他对日高的第一印象同样来自于野野口的手记;其二是作为办案人员,他的记录相对更加理性和客观,几乎完全隐去了自己主观意志在整个事件中的体现。尤其是第七章(过去之章·二)对过去认识野野口与日高的人们的走访记录,甚至直接删去了加贺本人所问的问题,直接以第一人称把被走访的人所说的话记录了下来,而加贺作为调查人的角色却像是隐身了一样。所以,日高这一人物形象在读者心中的建构,几乎全部是由野野口完成的。

我想看到这里,读者也应该意识到了这其中的恐怖之处。读这本书的过程,抛开案件本身不谈,其实就是一个从野野口的视角间接了解日高的过程。这其中涉及到三个基本前提:一是读者对日高的个性一无所知;二是读者对野野口的个性一无所知;三是野野口的记述为读者重塑了日高的形象,而这个形象中包含着读者同样一无所知的、野野口对日高的刻骨憎恨。结果就是,野野口所塑造的那个扭曲到失真的日高形象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进入了读者心中,并影响了读者阅读这本书的整个过程。

我读完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这种可以被弱化为“偏见”的“恶意”真的是随处可见,而我们所有人或多或少都在无意识地推动着它。更可怕的是,生活不是小说,它没有所谓的结局,通常也没有真相浮出水面的那一刻。所以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我们心中的恶意,究竟已累积到什么程度,而这份恶意,又曾多大程度地影响着我们的态度和决策。

我读过的,与《恶意》有些相似又有很大不同的另一个小说,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罗杰疑案》。 相似的是,这两本书都以作案人的视角来切入故事。而不同的是,《罗杰疑案》中,在真相揭露之前,作案人谢泼德医生给出的手记中所记述的,是原原本本的事实,只是通过适当的强调和省略,掩盖了自己在案件中所扮演的真正角色。书中有一个情节,侦探波洛在得知谢泼德在记录破案过程时,提出希望阅读他的手记,而他也很愿意地把手记给了波洛。而波洛在读过之后的评价是——

“一丝不苟,无比精确。”他和蔼地说,“你将案情的来龙去脉如实记录下来,不过很少提及你自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阿加莎·克里斯蒂《罗杰疑案》

最终波洛在揭露真相之后,我又回头重新看了一遍之前的内容,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评价。就像《恶意》中的加贺警官的记录,谢泼德本人在自己对案件的记录中,仿佛也处于隐身的状态。他所呈现出的是完全客观的事实,相应的,他隐去的不仅仅是自己在整个案件中的角色,同时还有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观点。这样的设计也同样高明,在知道了真相之后再去读谢泼德的手记,就会有一些异常微妙的感觉,谢泼德手记中的理性和客观与加贺不同,加贺的是源于以无知为起点的探索,而谢泼德的则是源于设计与操纵一切的上帝视角。

在我看来,《罗杰疑案》和《恶意》这两部小说的描述手法真的是相当精彩,尤其是对比着来看的时候——《罗杰疑案》巧妙利用了不全面的客观事实,而《恶意》则是巧妙利用了刻意包装好的主观臆断。总之就是,精彩!